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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博娱乐代理:迟子建:我的笔和我的脚,都是有根的

中国散文网 www.77xjs.com 2020-6-2 10:08| 编辑: admin| 查看: 181| 评论: 0

2017年1月15日至22日,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摄制组跟随作家迟子建,先后在哈尔滨和漠河北极村进行了三场访谈。本文节选自访谈整理稿。

张同道:最近出版的《群山之巅》描写的是一组群像,所有人物几乎都在挣扎、搏斗:生存、爱情、犯罪、救赎。早期作品的温暖和诗意在减弱,人生的苍凉与人性的灰暗在增多,这是年龄带来的沧?;故巧缁岱⒄沟慕峁??

迟子建:目前为止我写了七部长篇小说,从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树下》,直到《群山之巅》,如果按发行量,影响较大的是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大概有四十多万册了?!度荷街邸烦霭媪侥?,也有二十多万册的发行量,我也没有想到,读者对它报以这种热情,起码告诉我一点,这部长篇触及了一些人灵魂上的东西。它毕竟写的是当下的生活,当下的众生态,是小人物的群像,所以很多媒体在做消息的时候也在说是一个小人物的众生相。很多人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,能看到自己卑微的幸福,看到人性的复杂性,有灿烂,有阴影,看到生之挣扎。

我一直强调,《群山之巅》是一个不讨喜的写作,因为这里触及的社会矛盾特别多,人性的复杂度也是特别高。我2015年参加香港书展,谈的就是这个话题,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到《群山之巅》,对于我的写作来讲是有变化的,尽管里面都涉及了历史,也都跟我生活的故土是有关联的,但是它们太不一样了。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很多人可以顺着这样一个民俗和文化的地标,去那儿旅行。有读者在微博给我留言,告诉我循着小说的足迹,去了海拉尔、根河、呼伦贝尔大草原,也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那儿。读者爱上了我塑造的这些人物,这些可爱的鄂温克人。游猎生活如此的艰辛,但它保持着原始的文明,鄂温克人乐在其中。而政府把他们迁到山下,盖了同一模式的房屋,让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,等于是连根拔起一棵树,这棵树可能会死亡。尊重这样的一个弱小民族的文明和信仰,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文明??墒恰度荷街邸范晕业男醋骼此凳蔷薮蟮奶粽?,因为它触及的是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,一个作家绝对不能沉浸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拒绝成长,这是不成熟的表现。

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成长,我很喜欢但丁的《神曲》,就是要有地狱、炼狱、天堂,这样一个过程,写作也是这样。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可以写《北极村童话》《北国一片苍?!?,写透明的忧伤,但没有多久,我就开始在《初春大迁徙》《葫芦街头唱晚》中,尝试写作的变化。我还有一个旧时代生活的系列写作,《秧歌》《香坊》《旧时代的磨房》等,它们为我打开了写作的另一扇窗口。

我最早的写作,是在大兴安岭塔河永安小镇,练笔的时候就在缝纫机上,因为家里没有写字台。这台缝纫机正好面对窗口,窗外就是菜园,所以我写不下去的时候就看着花圃上的蝴蝶,看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,无限的美好。这种童年生活挺像萧红的,那个后花园的感觉。院门外的土路上,一会儿是人走过了,一会儿是一头猪哼哼着走过了,一会儿是一条狗汪汪汪汪叫着过去,一会儿是一只鸡跑过,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。我家里的前院是豆腐房,小的时候经常是从家里仓房舀一点豆子,起大早去换豆腐,有的时候顺手打一点豆浆回来。

小时候挑水、劈柴、拉烧柴,这些活儿我都能做得了。挑水是很能干的,我能连续挑几担水回来,把水缸挑满。腊月的时候家家要洗被子、洗衣服、洗澡。我写过《清水洗尘》,写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。腊月二十七八是放水的日子,家家洗澡,从老人开始,然后父母,最后到小孩儿,每个人都要洗澡,烧上热水。洗澡时我要多挑一点水,因为洗完澡有一堆脏衣服要洗。我还喂猪,养猪也能养出感情。夏天的时候,我一放学就扛着一条麻袋,上大地去给猪采猪食菜,采灰菜、苋菜等等,装到麻袋扛回来。给猪烀食的地方是在屋外的灶台,那里有一口大锅,切完了猪食菜,扔到锅里,添上水,点起火,给猪烀完食,猪吃得那个香啊,它那小尾巴晃来晃去的。我就用一把破木梳,掉了很多齿儿的,人不用了的木梳,给猪梳梳毛,梳的时候它特别幸福。跟猪有了感情,所以腊月宰猪的时候我就伤心,人家宰猪都高兴,我却哭,不舍得吃它的肉。但是过不上两天我又抵不过猪肉的诱惑,跟家人一样吃它了,这就是生活吧。

夏天,菜园里面家家都有花圃,还有一个大酱缸,小的时候喜欢背诵课文,老师也是经常给布置作业,背诵课文。我喜欢坐在家里的菜园背课文。早晨大兴安岭是经常有晨雾的,坐在那儿估计跟一仙女一样,我就开始背诵了。那时候记忆力太好了,读几遍,甚至标点符号我都能背下来,所以不怕老师提问背课文。

春节的时候家家都要贴春联。我父亲毛笔字写得非常好,买来墨,买来毛笔,左邻右舍的人买来红纸,我负责裁成条幅,是七言的还是九言的,横幅当然是四个字,我懂得裁成啥样。福字要裁得有大有小,因为大福小福都要有。他写完一幅福字要等墨干,我就给他打下手,一幅幅摊开。我父亲给人家写了那么多的福,可是他福气薄,走得那么早,他去世的时候我特别伤心。父亲写好一副对联,我要等墨迹干了再折叠,要是没干透的话,上下联黏在一起,春联的字就花了。写好的春联,我还要送到人家里。

张同道:你在文章中写过,父亲每年元宵节都会给你做盏灯。

迟子建: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五,父亲总是要想办法做盏灯,因为我小名叫“迎灯”。那时候经常吃猪肉罐头,我写过一篇散文《灯祭》,写到这个情节。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,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,用一瓢热水浇下去,那个底儿就会掉了,掉得非常均匀,在底下做一底座,拿一根铁丝穿起来,再把一根钉子从底座钉过来,钉子成了立柱,把蜡烛插上去,然后点燃,我正月十五的时候就提着它走。

那时家家竖一个灯笼杆,年三十的时候要挂红灯。一般人家砍的是樟子松树,做灯笼杆,它冬天不凋,人们叫它“美人松”,明黄色的树干,绿色松针,非常漂亮。父亲爱惜树,只砍一棵小树,或者弯弯曲曲的一棵树。父亲到大兴安岭以后得了严重的风湿病,四十多岁的时候走路就有点一拐一拐的,我就老想我家的灯笼杆太像我父亲了,它不直溜,好像在摇摆着,那么我们挂灯的时候就要很小心,用线把灯笼拉到顶端的时候,经过它弯曲的地方,要慢,否则灯笼会被刮破,因为灯笼是用红纸糊的。我也是糊灯笼的高手,我们家的灯笼都是我来糊。

父亲给予我很多东西,除了爱,还有文学上的东西。很早的时候他读《红楼梦》,“文革”时他从学校调到粮库,锻炼劳动,他和我母亲晚上偷着讲《红楼梦》的故事,我也听。后来有一套《红楼梦》,他们读的时候我也跟着看,我完全读不懂,但是《红楼梦》后来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,这些都是对我潜在的影响。

张同道:在您的创作中,《伪满洲国》是一部厚重的作品,六十多万字,为什么会写一部历史小说?

迟子建:《伪满洲国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,可能因为它比较长,容易被人忽略,六十八万字嘛。我也讲过,写它的时候也很不容易,就是特别怕手稿遗失,每当回乡的时候总要复印一份,带着走,生怕它万一丢了我怎么办呢?那我可就——用现在的话叫“悲催”了啊。写作它对我来说是工程量巨大,因为里面涉及的历史人物、民俗风情,包括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,太多太多了。

我可以举一些小的例子。比如说,你写伪满十四年的历史,不可避免要涉及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,写这样的人物,我不愿意用那种写大人物的笔法去写,要写伪满洲国时代的众生相,其实写了溥仪,也写了冈村宁次,也写了其他的,剃头的、弹棉花的、开杂货铺的、私塾先生,还有抗联战士、杨靖宇等等。各色人等出现在一个舞台上,一个大的舞台上,那么这样的众生相你就要搭建不同的小的舞台。

我当时搭建的是哈尔滨、新京(就是现在的长春)、奉天(现在的沈阳),这样几个主要舞台?;氐礁詹盼宜档?,不管你掌握多少丰富的历史资料,小说是靠细节还原历史的。比如溥仪,我做资料时,看到他在处理关东军司令部让他裁决的一些文件时,就是画一个圈这样的事情,他放到哪儿做呢?出恭的时候——在马桶上。我觉得很传神,把他傀儡皇帝心中的郁闷和苍凉,完全体现出来了。这样丰富而人性化的细节,就该是小说应有的细节。

比如说《白雪乌鸦》,我写这个老道外,傅家甸,那天就很偶然,看到在那儿扭秧歌的人。我觉得哈尔滨市民真是富有这种文化情怀,他们看到摄影师接近的时候,很自然就变换了一下队形。写这部长篇小说,不可避免地要写到东北的民俗秧歌,我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就叫《秧歌》,在《伪满洲国》里写到秧歌的时候,我就特别想知道那个年代的秧歌的扭法是什么样子,跟我们现在看到的,和我小时候正月十五看到的那种举着花灯扭大秧歌,是不是一样的?我如果想当然认为是一样的,那么就可以按我的经验来处理。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到历史资料,看看那时候的秧歌究竟是什么样子。结果我从资料看到,还真是不一样,它的插花与现在是不同的。我写那段历史,涉及秧歌时,就不能穿帮,在细节上要准确。

写作《伪满洲国》的时候,我做的笔记太多太多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地理成绩并不很好,但在写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是一个好的地图学家、一个田野考察者,我会绘制一幅小说地图。实际上作家有的时候也真像一个田野考察者,再把从资料中获得的,和实地体验得来的都融汇在一起。我为伪满洲国搭建不同平台的时候,比如在哈尔滨这一地,会绘制一个人物关系图谱,将街巷的名字写上,哪一条街是横的,哪一条街是竖的,还要对照那个年代的街叫什么名字。比如说中央大街,那时候叫“中国大街”,这些一定要准确?;褂?,那天回到我工作过的《北方文学》,那儿叫耀景街,其实原来它叫“要紧街”,当时的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要来住的街区,他是大人物,所以建花园别墅时就叫了这么个名字,当然霍尔瓦特后来没过来住?!耙簟毙骋艄淳徒小耙啊??!段甭薰飞婕暗睦嗨贫魈嗔?。

我要搭建一座小说舞台的时候,就像造一所房子,有了栋梁,还得有泥石瓦料。我们小的时候年年都要给房屋抹墙泥,抵御寒风,你没有墙泥抹,再好的栋梁之材也会漏风,会让你感到寒冷,缺乏温暖感,不踏实,没有家的感觉。小说有了栋梁之材,好的立意,还需要泥、草、瓦,这样你的房子才能立得住,才能让你的人物入住,否则这些人物怎么出场呢?无法出场。

关于《伪满洲国》的缘起,与我第一次出访有关。中日青年友好交流,1990年我去了日本。在东京的时候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者。他见到我对我说,你从“满洲国”来的?我当时有一种受了奇耻大辱的感觉。

我北极村的姥爷,讲过不少伪满时的故事。我们家祖辈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,我姥姥讲的鬼神故事很多,可是姥爷讲的是跟日本人有关的故事,姥爷在胭脂沟,给日本人淘过金,他还讲怎么样藏金子呢。姥爷讲,采了金以后,怕人家发现,把一些金砂藏在耳朵眼里。为什么关于这段历史,我的祖辈在提它,在异域他乡,曾经一个日本通讯社的记者也在提,这勾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回来以后,开始默默地做资料。这个资料做得太漫长了,对于我也是一种做功课的考验。坐图书馆,也实地去长春,去伪皇宫看,当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,溥仪住哪儿,婉容住哪儿,他们个人的历史资料我都要看。日本投降,他们逃亡的时候是什么时间、乘哪辆列车、经由哪儿,比如说那时候的梅河口,我现在依然能回忆起来,都要知晓。

所以说每一个作家写长篇小说,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我写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仅仅写了两个多月,但先期的案头工作做了很多很多,还实地去了鄂温克营地?!栋籽┪谘弧肺乙不嬷屏说赝?,我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写出来的。

张同道:一般作家都经历过漫长的退稿期,《北极村童话》是什么情况下写出的,又是如何发表的?

迟子建:我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的《北极村童话》,开始喜欢文学的时候就不断地投稿。我高考不理想,进了这样一所学校,当然我觉得又是幸运的,因为我是最后一名被录取的。中文系的课程,又都是我所喜欢的,因为开设的课程是外国文学、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等等,都跟文学有关。我就大量地写日记,记人记风景,这是最早的练笔。

然后我开始投稿,经常是星期天写好稿子,再给一些杂志社寄出。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步行去城里,经过火车道,有时候就沿着山间的火车道一路走下去,到了邮局,把这稿子寄掉。离邮局很近的地方就是书店。那时候家里也不是很富裕,生活费不多,要省吃俭用。我在师范学校时,因为要省下钱来多买几本我喜欢的文学书,而我是那么一个贪吃的人,有时就得克制自己,不能老买好吃的。高粱米最便宜,可是我吃高粱米伤了胃,不止一次地呕吐,因为蒸得半生不熟。我寄稿子又需要邮票,邮票也是要花钱的,我写东西又需要买稿纸等,都得花钱。省下的钱买了文学书籍,对我来说就是无比的享受。

我们那时是八个人一间寝室,熄灯以后我还想看书,还想写几笔,那就得点蜡烛。每人一个蚊帐,我住在下铺,我那蚊帐都被烛火熏黑了。有时候又怕影响旁边姐妹们的休息,老是用手指去掐烛芯,烛芯长了,光强,掐短了它,烛火弱,就不影响他人休息,燃烧的时间还长,等于省了蜡烛。

我在《北方文学》发表的第一篇小说,还不是《小说选刊》选载的《沉睡的大固其固》,而是一个短篇《那丢失的……》。我不断地投稿,基本是以小说为主,当然投的倒也不是很多,因为有课业,写一个短篇小说总要万把字吧,也需要一些时间。我写过一个短篇《友谊的花环》,投给《北方文学》,收到了编辑宋学孟的回信,他让我修改??墒俏以礁脑绞О?,越改越不成器。宋学孟很有编辑经验,他来信说你不要再改了,你已经把它改得越来越糟糕了,我就明白这篇小说是废了。

1984年毕业的时候,七月,我们收拾行李。我是宿舍的几个姊妹中最后一个走的。因为要搭乘第二天的火车回塔河,我就提前把行李捆好。那一夜在那个木板铺上,我就倚着行李和衣而睡,开着灯,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。一个人,我看到宿舍里丢弃着很多东西,一只丝袜、半截蜡烛头等等,我想起同学几年的生活情景,那种美好,这些东西都失去了,我们那么匆忙地结束了这样一段生活,我们遗失了美好,我特别地感慨。所以,那个夜晚我就开始了这篇小说的写作。这篇小说就叫《那丢失的……》,然后很顺利地,几乎没有修改,这篇在很自然的情态下追忆大学生活的小说,发在《北方文学》上了。之后是《沉睡的大固其固》,引起了一些反响。

其实比这更早的,在《那丢失的……》之前,我写了《北极村童话》,是一个中篇小说。我写《北极村童话》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技巧,也没考虑到说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立意,因为爱文学,我就特别想在毕业前夕的时候,写一篇我生长的故土,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的事情。

晚自习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《北极村童话》,沉浸在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,能想起家中的大黄狗,我怎么偷姥姥蒸好的干粮,偷着喂给它。这条狗叫傻子。我其实一顿吃不掉两个馒头,我总是吃完一个再拿第二个咬着,我姥姥说,还吃呀?还能吃吗?我说能吃。边咬着边出去了,上了后院,喂给傻子狗了。

北极村那老房子其实还在,它有一个偏厦子,我们叫小仓房,那上面有个马蜂窝。我小时候也比较顽皮,有一个蜂巢挂在那儿,马蜂进进出出的,我就老想把这个蜂巢给捣了。姥姥警告我说你不要去,你要把这马蜂窝捅了就蜇着你了。有一天我戴上蚊帽,武装到牙齿,拿着一根长竿,把马蜂窝给捅了,然后马蜂倾巢而出,还是把我给蜇了。

我写《北极村童话》的时候写到姥爷、姥姥,还有东头的那个苏联老奶奶,她是斯大林“肃反”时代过来的,教我跳舞。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紧张,所以村人很忌讳和她交往,但是我们两家的菜园相连,从我姥姥家的菜园越过障子就是她家,她经常在那个菜园,吆喝我过去,我就跳过障子过去。她给我烤毛嗑(葵花籽)吃,教我跳舞,冬天的时候她戴着古铜色的头巾,冬天也喜欢穿着长裙子,长裙子到脚腕这儿,经常把我抱着,她在地下这样一旋转、一跳舞,我就觉得这个老奶奶和我姥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其实这里也隐含着政治的伤痛,我很自然地、无意触及了童年的这种忧伤?!侗奔逋啊沸赐暌院蟾恕侗狈轿难А?,但是终审没过,我的责任编辑认可它,便转给了上海的一家杂志,现在这个刊物已经不存在了,叫《电影电视文学》,也发小说,最后编辑给我的回复,说它比较散文化。

1985年,黑龙江作协在呼兰,也就是萧红的故乡,举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,把我叫去,参加了这个学习班?!度嗣裎难А返谋嗉煳?,他后来去了《三联生活周刊》,当时他在《人民文学》负责东北一片的稿子,他来呼兰给我们讲课和看稿。

我那时候也比较青涩,挺想让朱伟看看我这篇小说怎么样。他基本是看黑龙江那些比较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。他给我们讲完课,即将出发回北京的时候,在会议室休息,我就拿着《北极村童话》的手稿,挺忐忑地敲了敲门。我说,朱伟老师,您能帮我看看,您看这像小说吗?朱伟一看挺厚的,因为一部中篇,又是手写稿装订到一起的。我装订的时候还常用钉子钻俩眼儿,拿一根线绳把它穿上。他很客气地说:“好吧,我一会儿要走,我翻一翻吧?!苯峁芸旆赐?。就在他出发前,他敲我的房门——我终生难忘,我在很多文章里写到——他说: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寄给《人民文学》?”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。

《那丢失的……》《沉睡的大固其固》《北极村童话》,这一系列作品的发表和转载,使我走上文学之路,而我并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久。直到今天,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也五十多岁了,我把自己的头发也写白了不少,容颜也开始逐渐衰老,可是我依然觉得我这支笔,虽然有的时候已经不完全用墨水来写作,可是我依然感觉到有一支无形的笔,这里面还注满了墨水,而这墨水就是我心里涌动的对文学的热爱。这墨水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,这些山川河流注入和浓缩给我的,甚至是植物和树木的香气、芳香,凝聚成的一种无形的墨水,还充盈在那里,还等待着我书写,等待着我闻到它们别样的芳香。它们可能会觉得我远远没在最好的状态,所以我一直说,没有完美的写作,包括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包括《群山之巅》,都有不完美之处。所以我也有个习惯,就是我每发表一篇作品,每隔几年我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,重读一遍等于审视自己,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批评家。

因为多年写作,我的腰椎、颈椎都不好,所以哪怕我做你们这个节目,真是挺抱歉,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晃一下,一个姿势坐着很难受。我写作之余的日常锻炼几乎都是对颈椎的锻炼,我会在音乐公园倒着走。医生告诉我,因为你平时正常的运动是一直向前走,你的肌肉是适应了这种,整个的神经系统、肌肉组织是一种僵化的状态,如果你倒行可能会改变一下,会调整你的颈椎,能改善血液循环等等。

我最初的长篇小说是《树下》,它对我是很重要的,因为是我长篇的起步。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时候,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回忆说,那时候有两个作家比较勤奋,当然其中有一个说的是我,他说我整天拿着一个大笔记本,晚自习的时候老是坐在教室,硬壳笔记本翻开,吭哧吭哧地写。

写作有的时候真是的,长时期不写手会生,但是长时间不思考,要是心生了,写作会更生。无论是读书还是生活,还是写作,这几方面我都得重视,要协调起来,就像一个人,中医讲究气血运行得比较好,人才健康,面色不是那种高血压式的红光满面,而是一种微微的红润,我觉得好的作品,就要使作品的五脏六腑,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。

张同道:您对未来的写作有什么期待?

迟子建:未来的写作路,我真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,给《文艺报》的一个作家谈创作的专栏,写了一篇《遥远的境界》。我现在还是这么想,写作最美好的永远在遥远的境界。俄罗斯有位作家写过一篇散文《火光》,就是在一条河上行舟,往前行时看到一团火光,大家觉得转过弯就到了这个火光点,可是航行一段再看,火光好像还是那么远,难以企及。这个时候的火光有点星空的气象了。实际上真正的艺术,有的时候真是一种天堂的微光,遥不可及的。写作可能也是这样。

我非常喜欢法国作家雨果的《九三年》,他在那么高龄能写出《九三年》,我觉得非常了不起。汪曾祺先生,他也不是青春时代写出重要作品的,用您的话说“大器晚成”。当然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好作家,迟早要把他心底流淌的最美的文字留给世间,他才会离去,这是他的使命。

我觉得生活、写作都是充满生机,在死亡当中总会绝处逢生,所以即使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,我依然会善待自己,每天锻炼一下身体,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,调配好饮食。因为我觉得,“我没有生病的权利”。比如我高烧了,我要喝一口水,要自己去倒一杯水。有一次早上颈椎病发作,天旋地转,我觉得可能起不来了,我真是对自己说:迟子建勇敢点,起来!起来!然后我把着床头,一点点地起来,活动着颈椎,扶着墙慢慢地走到洗手间。我没觉得悲切,这就是人生吧。

对于我来讲,我能在工作了一天后,坐在厨房窗子的一角,听着自己亲手炖煮的菜像唱歌一样发出声音,喝上一小口红酒,我会无限感恩。那时候并没有孤独感,虽然大家觉得我是一个人,但我觉得上帝是如此厚爱我,我还能看着窗外的风景,看着绿树,看着夕阳,看着我们大家共同看到的天光,夫复何求。

珍爱生命,珍爱生灵,珍惜亲人,珍爱自己。生命就是这样,你看,哪一个冬天会没有尽头呢?哪一个春天会永远伴随着你呢?一定不会的。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经历了一季,下一季会等待着我们,所以吃蛋糕只在生日的时候吃是对的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蛋糕会腻死你的。对于我来说,品尝一点蛋糕就可以了。

我期待未来,我现在五十多岁,我还期待,无论在这房子,还是在哪里,期待写出相对好一些的作品。因为我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缺点,当然我也能看到自己在踏踏实实地进步,比如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到《群山之巅》,也许有的人不适应,但我看到了微小的进步。在这个过程中,哪怕你失去了一些读者,还会再赢得一些读者。让视野更开阔一点,挖的井更深一点,对人性的期望值更高一些,把人性的复杂性探讨得更深入一点,一个作家只有这样做,才能走向更宽广,接近那个“遥远的境界”,离星空、离我所说的那种火光稍稍近一点。我没有更多的奢求,无论生活和写作,我希望自在一点、简单一点,不周折,随遇而安,平心对待一切事情,坚强、自信、乐观、自尊,这样不就很好吗?

陆文夫给我们鲁院讲课的时候,谈到一个作家重复自己是最不好的。确实,我觉得一个作家不断重复自己,其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一个作家就要不断地往前走,不断地突破自己,哪怕一个微小的进步,哪怕你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会丧失一些原有的读者。一个作家不能拒绝成长,不能拒绝往深邃处、混沌处、人性的复杂性上开掘。

说穿了,文学是一种信仰。我们建立起来对文学的信仰之后,要真诚对待生活当中的好与坏、幸福与悲伤,这一切我们都要正视,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抗拒的东西。我们绝对不能为了刻意地营造光明而把黑暗的阴影遮蔽,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刻意地强调黑暗,而忽视了我生命当中哪怕些微的亮光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哈尔滨的街头,在都市当中还有人烤红薯的时候在下象棋,怡然自得,我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这种苦中作乐。

作家不能重复自己,但山是要重复自己,连绵在一起才能成气势;水要不断地重复自己,才能源远流长。山水的重复,恰恰给了我生活和写作的生命之源,动力之源。